立法规范滞后，行政执法在新旧监管手段之间面临两难选择。
其二，斯门德并未无视行政体制，但是他强调了国家法与行政法的区别。例如，《魏玛宪法》第19条规定各州之间或联邦与某一州之间的争议，须提交国事法院审理。
注释:[1]分别可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13]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力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1.国体斯门德指出：国体问题是国家理论，尤其是宪法理论最为复杂但也最能体现其最终成就的问题。[69]对于这种沟通与服从的具体关系，斯门德也未细致解释。宪法与宪法律的概念区分，见前注[20]，施米特书，第21—46页。
国家至上与拒斥国家一体两面，二者并无任何的价值内涵。关键词: 国家整合 精神科学 魏玛宪制 主权 近年来，关注中国宪法性质、近代中国立宪史及宪法解释等主题的国内学者，不约而同地从整合的角度理解宪法，极大拓宽了宪法学研究的视域。[41]其背后逻辑乃是虽存在程序轻微违法情形，但不影响行政行为结果之正确性，故相对人的权利不受实际影响（即满足要件二）。
关于程序轻微违法与应予撤销的违反法定程序之界分方法，已在《行诉法解释》第96条中确立：对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尚属程序轻微违法。从最高院审理的案件来看，违反法定程序的主要情形如下，这些情形皆因最高院的权威地位而在司法实践中成为共识。[12]参见林莉红主编：《行政法治的理想与现实——〈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实证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22]从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公报案例、最高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来看，下列情形均属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情形。
[3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296号行政裁定书。另外，程序轻微违法但影响实体权利的情形因产生比确认违法更严重的撤销后果，[56]故同样不属于可补正的范围。
另可参见彭×诉宁波市北仑区政府行政复议案，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04页。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96条已对程序轻微违法作出解读，但未界定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意涵。试图提炼程序违法之轻微与更轻微的各自表现，并以此实现界分的横向界分思路并不成功，亟待向纵向界分思路转换。从文义上看，程序轻微违法即轻微的程序违法，与同属偏正结构的一般程序违法重大且明显的程序违法是并列的概念。
而在认定行政主体自行实施了有意义的补正时，应秉持严格立场。但在某些情形下，送达方式不规范也将导致未予送达的结果。在比较法上，《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5条将可补正的范围设定为事前遗漏申请、说明理由、陈述意见（听证）机会、委员会决议、其他行政机关的参与等环节。但据笔者观察，自新法施行至今，我国仍有大量行政裁判文书对狭义程序瑕疵予以肯定。
自此，程序轻微违法才在法规范中获得安身之所，正式成为我国的法律术语。损害这两项权利的表现分别为行政机关未予送达、[20]未说明理由。
当满足被诉行政行为对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时，可对程序违法之轻微与更轻微暂作模糊化处理。蒋×等诉武汉市洪山区政府行政征收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13713号行政裁定书。
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2期。但问题是，对要件一与要件二采用同一解释标准，又会面临两要件无法并列的质疑。鉴于上述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单纯对判例进行梳理、归纳，将难以正确识别程序轻微违法。从我国出版的德、日行政法译著来看，鲜有程序轻微违法一说。详言之，听证属于升级版的听取陈述、申辩，[16]体现了程序法中的参与原则。若答案是肯定的，则试图根据程序轻微违法与狭义程序瑕疵各自具体情形的不同，进而勾勒轻微与更轻微之轮廓的努力将会落空。
（一）程序轻微违法的概念由来及解读1.程序轻微违法的概念由来程序轻微违法并非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的专有术语。[38]参见章剑生：《再论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2009—2018）》，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第605页
如此才能将仅被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狭义程序瑕疵控制在有限的适用范围之内，赋予程序轻微违法较多的制度空间，从而最大程度地迈向兼顾重视程序法治与不过分牺牲行政效率的理想衡平状态。详言之，违反法定程序是新法第70条规定的撤销判决的适用情形之一，关于其在逻辑上包含程序轻微违法这一观点，结合现行法规范也能获得自洽的解释。
[44]后者如衡阳市珠晖区和平乡和平村湘江村民小组诉和平乡政府等行政协议案，法院认为，和平乡政府未严格履行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存在先征后批的问题，本应撤销涉案补偿协议。[4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3287号行政裁定书。
[18]若未遵守回避原则，则受损的重要程序性权利为要求行政机关中立地作出决定的权利。但是，立法上的并列关系设定并未得到贯彻。对于可能会受到政府决定影响的人，如果没有向其提供合适的事前通知，所有其他的程序性权利将会被判定无效。该案最终以被诉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为由而适用确认违法判决。
[30]其三，未保障相对人申请回避的权利。与被课予义务时的被动实施补正相比，自行实施补正的行政主体之主观恶性更小，因而才有被作为狭义程序瑕疵对待——不否定行政行为之合法性——的充分理由。
当满足被诉行政行为对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时，可对程序违法之轻微与更轻微暂作模糊化处理。反之，构成程序轻微违法。
从我国出版的德、日行政法译著来看，鲜有程序轻微违法一说。[48]面对行政行为的同一程序问题，鉴于最高院时而将其归入程序轻微违法，时而又将其归入狭义程序瑕疵或应予撤销的违反法定程序，故单纯通过归纳具体情形，试图以此实现程序问题之类型界分的思路并不成功。
参见胡康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释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2页。针对程序问题，原来的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旧法）仅在第54条第2项第3目规定了违反法定程序的单一审查标准。[34]2.程序轻微违法与违反法定程序关系的两种理解若抛开新法第70条、仅从字面意义理解，则违反法定程序与程序违法是一个意思。此时，应根据新法第74条第2款第2项，若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则针对被撤销前的原行政行为适用确认违法判决，亦即重作行政行为并不被视为补正（治愈）原行政行为违法性之举措。
[4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305号行政判决书。鉴于程序性权利受损将构成比程序轻微违法更严重的程序问题，故不属于可补正的范围。
申言之，即便补正措施与原先遗漏的程序环节并不一致，但只要二者功能相同、可实现某种相同的保护目的，则属有意义的补正。[2]参见王玎：《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标准》，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84-185页。
该案在判决时仍适用旧法，故法院提及的违反程序性规定只能对应于旧法第54条第2项第3目的违反法定程序审查标准。[33]其六，行政决定的审理者与裁决者不同。